东方与西方 

任何人类群体都会有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的意识。对欧洲人来说，希腊是“我们”的文化源头，民主政治的创始者；波斯是古代“他者”的代表，长期和希腊对抗的东方专制帝国。

希腊与波斯在小亚细亚（今日土耳其）对峙几百年之后，亚历山大率军东进（公元前331-323年），征服了波斯，试图用怀柔的政策使波斯希腊化。不足两百年时间，波斯帕提亚（Parthian）王朝在波斯的兴起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使东方和西方再度对峙。公元四世纪起，信奉了基督教的东罗马（拜占庭）帝国和遵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萨珊（Sassanian）波斯帝国仍然经常冲突，彼此敌视。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勃兴，重创了拜占庭又征服了波斯之后，欧洲人开始把阿拉伯人视为新的“他者”。

十字军东征（11-13世纪）时，欧洲人的“自我”和“他者”的意识达到高点。“我”是拉丁教会的基督教徒；“他者”就是异教徒穆斯林：先是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阿拉伯人（11-13世纪），后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突厥人（14-17世纪），18世纪之后，“他者”包括了“东方”的奥斯曼帝国、波斯萨法维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。

从18世纪起，“东”“西”双方的强弱已成定局。这也正是“东方主义”在欧洲开始盛行的时期：一方面是商人、教士、外交官和学者对“东方”的知识的积累，另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作为“他者”的“东方”的轻蔑、歧见与幻想的普遍流传。

这时欧洲人已经对地球有了清楚的认识，但他们仍然以自己的位置为中心，将美洲称作“西半球”，将欧洲以东的亚洲分为“近东”（如土耳其），“中东”（如伊朗）  和“远东”（如日本）。这个说法被受到西欧文化影响的美洲人和亚洲人普遍采用。 

“东土”与“西域”  

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两千年间，以小亚细亚为界线，“西方”是指欧洲东部，“东方”是指亚洲西部。这是希腊人的地理方位观。

对位居东亚的中国来说，中国在中间，以东称东瀛，以西为西域。汉武帝时张骞通“西域”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亚。他曾派副使到西亚的安息（帕提亚波斯）考察。东汉时，班超重振汉威，派副使甘英前往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帝国重镇安条克（Antioch）。

甘英到了波斯湾东岸就被当地人吓阻而不再前行；但这已经是中华帝国官员到过的最西的地方，时间是公元97年。

中国与波斯的交流远不止于官员访问和高僧来往；东亚和西亚最主要的交往是丝绸贸易。据说早期有一支罗马军队和一支波斯军队作战时，波斯军队使用灿烂夺目的丝织军旗。罗马士兵从来没见过如此耀眼的旗帜，以为波斯军队有神灵相助，纷纷后撤逃跑。对中国来说，波斯是“西域”，中国乃“东土”。这个方位观和希腊人有矛盾。 抗“东”拒“西”情结 

在伊朗历史上，除了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的入侵令伊朗人脱胎换骨之外，还有几次强敌压境，受外国统治的痛苦经验。

西方来的亚历山大的马其顿—希腊军，东方来的突厥部族，蒙古大军，中亚的突厥--蒙古人帖木尔，还有16世纪从小亚细亚进犯波斯帝国的奥斯曼人，他们先后都统治过波斯的全部或部分领土。

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国王（1587-1629在位）为了牵制奥斯曼人，主动与欧洲建立联系，并希望借重欧洲改造波斯军队。这个政策固然得到一些效果，但也将欧洲列强引入了波斯，导致英国与俄罗斯在波斯和邻近地区进行恶性竞争，俄罗斯人夺走了大部分高加索，英国人拿走了半个俾路支（Baluchi）省，并使阿富汗于18世纪中脱离波斯而独立。

今天伊朗的领土要比历史上波斯帝国的领土小很多；而波斯文化圈的范围远不止于今日伊朗。这是伊朗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难忘的心理伤痛。 “东方和西方都属于真主” 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伊朗和英、美财团争取石油权益，又力抗苏联在伊朗建立左倾政治力量。后来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，以失败告终。伊斯兰革命的导因是对巴列维改革失败的反应，但是历史上作为“东方”的伊朗和作为“西方”的欧美集团之间的心结，在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划下了一道极深的鸿沟。 

霍梅尼有一句名言：“不要东方，不要西方，只要伊斯兰”。这应该是他对伊朗历史经验的总结；也是在意识形态上，他既排斥资本主义，也不要共产主义的宣示。

两千年前向波斯王子学习佛教，把丝绸卖给波斯的中国，现在的国民普遍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，大家的共识似乎是“东方也要，西方也要，有利于经济的都要”。依我看，在伊朗掌权的教士们对他们的教义似乎太执著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；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官员们似乎又过于功利主义，忽略了人的心灵需要。

我诚心愿意见到在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上，中国和伊朗能像古代那样，既有商品贸易，又有文化交流。（节选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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